在路上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特色的题目，却有一部以此为题目的小说成了经典名著，那是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写的一本六十年代嬉皮士们的故事。一切故事都在路上发生。

由于历史的变迁，西藏人从一个在马背上勇猛好战的游牧民族变成了整天坐着念经、坐着干手工活、坐着冥想并且一有机会就坐下来的好静的民族。这一动一静的气质在今天的西藏人身上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一个草原牧人经过数月艰辛跋涉来到拉萨后，却能一连几个星期寄宿在亲戚家一动不动。我的祖先是西藏东部人，被人称为康巴人，他们膘悍好斗，憎爱分明，只有幽默，没有含蓄，天性喜爱流浪，是西藏的“吉卜赛人”。

直到今天，在西藏各地还能看见他们流浪的身影，我觉得他们是最自由也是最痛苦的一群人；也许由于千百年沿袭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使得他们在流浪的路上永远不停地寻找什么，却永远也找不到。他们在路上发生的故事令我着迷，令我震撼，令我迷惘。

我也写过康巴人在路上的故事，《朝佛》、《去拉萨的路上》、《在皮绳扣上的魂》等等，我还将继续写下去，有朝一日我会以《康巴人》这个平凡而响亮的名字来命名我的一个小说集。

在我的血液中，也流淌着这种动与静的气质。闲来无事，除了偶尔写点东西，我会非常自觉非常惬意地作茧自缚把自己封闭在家中，有时一个月也不迈出大门，时间却飞速地流逝。我习惯于深夜写作，写得出写不出也要坐上一个通宵，轻松地迎接黎明的到来。这个臭毛病是在剧团养成的，那时从事舞台美术工作，常常深夜在剧院装台，熬夜便成了家常便饭，在18岁以前就过早地修炼出来了。现在，坐在深夜的灯光下，面对万籁俱静的黑夜，有一种唯我独醒的超然。长年与黑夜为伴，渐渐进入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时空，黑夜有它独特的声音和气浪，它给我灵感和启示，我总是能聆听到一个神秘的圣歌在天际的一隅喃喃低语。


当我进入写作状态时，这个声音像魔法一般笼罩我的整个身心，使我在脑海中涌现出的刻在岩石上的咒语，在静谧的微风中拂动的五色经幡旗，黄昏下金色的寺庙缓缓走过一队步态庄严的绛红色的喇嘛，一个在现代城市和古老的村庄中间迷失方位的年轻人……等等一切发生了怪诞的变形。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时间是怎样发生的？空间是怎样呈现的？我进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黑夜是我灵感的源泉。 有时也破门而出到外面的世界走上一遭，没有动机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地走向村庄，走向草原，走向戈壁，走向森林和海滨，回来后不写任何游记散文。仿佛梦游一般地回来了。一路上所见所闻，感受到的和想像出的情节通通抛在脑后，我相信一个人眼睛和其它器官接收到的任何信息都被储在容易无限的大脑中了，忘记是不存在的，它无非是潜藏在记忆库的深处，如果需要它随时会蹦出来，如果蹦不出来就表明你其实并不真的需要它，尽管你有时自以为很需要而干着急，但这不过暗示着这种需要并不是灵魂所真实的需要。 像深藏在地窑里的酒一样，将外部世界的感受储藏在大脑中，时间一长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有时灵感赋予出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细节和奇妙的人物甚至不可思议的情节，我已无法辨认出究竟是出自生活的原型还是想像虚构的产物。总之，真实和幻想被混合被浓缩而变形了。

小说源于生活，但并不高于生活，它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生活。 有时，一走就走得很远，去了德国，去了美国。在那个陌生的国度却有一种似曾相见的熟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暗示我：我曾在这里存在过。我没有修习过密宗，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是否曾经来到这个国家一游过。走在摩天大楼林立的曼哈顿街头，溶汇进各种肤色的人流中，心中坦然，我就是纽约人中的一员。熟悉并不意味着漠然，只有在熟悉中才会发现更多的新奇，所以我忘记了旅馆卫生间里那些奇特的装置、麦迪逊广场耸立着什么内容的广告牌，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上供应什么样的午餐和饮料……但我却无法忘记林肯纪念堂的看门老人跟我闲聊起有关三、六、九这些数字的意义，芝加哥的艾维宾丝夫人戴着一双西藏的铜手镯开着她那辆红色的丰田汽车说起她年轻时当一位好莱坞明星的梦想，依利诺州一个小城的麦瑞给她的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和我在汽车快餐店里每人买了一份冰激淋后大家一齐发出莫名其妙的欢乐的吼叫……，他们并不是我在美国小说中读到的人物，也不是我有一天来到他们身边，在我心中他们很早就存在，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早就相识，这一切不过是老朋友的再次相见。所以，我没有伤感没有惆怅和失落，而是平静地转眼间又回到了西藏。

有一天，我梦见了自己来到南美洲的一个印第安人小镇，梦中提醒我这是真的，绝不是马尔克斯鲁尔佛卡彭铁尔富恩斯特等人小说中的小镇。我对梦说：你别多嘴，我当然知道这是真的。我至今还能看见一个棕色皮肤的老太婆坐在一棵树下嚼着槟榔手搭凉蓬似乎在等待她的儿子，我甚至还能闻到从那幢白色房子里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腐烂的玫瑰花和来苏水的气味。 南美洲有没有这么一座小镇并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体验到了一种完全的真实。

时间是一个永恒的圆圈。